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撰文表示，从增长动能角度看，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从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为主的艰巨挑战。，经济增长的内外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必须识别、培育并利用好新格局下的三大增长优势，包括追赶潜能优势、新技术革命优势和超大规模优势。

刘世锦指出，追赶潜能优势是后发经济体拥有追赶能力后都会具备的，新技术革命优势是追赶接近全球技术前沿时方能具备的，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则是中小经济体难以具备的，应以“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战略，作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三角结构”，驱动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循环体系。

一、识别、培育并利用好新格局下的增长优势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于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阶段性高点，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正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超过1万美元，尚未跨过高收入国家人均GNI的门槛，并可能在这个门槛前徘徊数年。历史经验显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发展转型阶段。从增长动能角度看，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从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为主的艰巨挑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识别、培育并利用好新格局下的增长优势尤为重要。

（一） 追赶潜能优势

所谓追赶潜能，就是发达经济体已验证可行、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具体地说，现阶段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4万美元左右，而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约是3.5万至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空间，核心增长点包括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传统制造业和农业的转型升级等。与追赶潜能对应的需求比较稳定，供给侧技术相对成熟，实现这部分增长潜能的确定性强，在目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发展环境中尤为重要。相应地，实现这部分增长潜能的学习成本较低，需要保持后来者谦虚谨慎的心态，愿意学习、善于学习，争取以更低成本、更短周期实现质与量的同步跃升。

（二）新技术革命优势

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对中国而言是重大战略机遇。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人类技术革命中，中国是跟跑者，而且与领跑者差距很大，处于一种“难以望其项背”的状态。而这一次有了显著的不同，尽管中国在科学发现、原创技术层面仍然有差距，但距离缩短，在产业工程化和商业应用场景等部分领域已经处于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的位置，开始迈入全球科技进步前沿的无人区。中国技术发展位置的变迁，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引入和学习国际先进技术、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完整度较高等因素有关，但主要还是依托于中国自身技术进步能力接近国际前沿、创新体系逐步改进的基本面。

（三）超大规模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是一个重要但尚未被充分挖掘的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不仅是超大规模市场，而且是超大规模市场经济，既包括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也包括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方面的超大规模市场。从全球范围看，14亿人口构成的统一大市场是没有先例的。人口数量多，并不意味着超大规模市场，有的国家人口多，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已有数百年历史，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过艰难探索，确立了市场经济方向，逐步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经济的优势已经显现。

二、基础三角结构：建设“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

在上述三类优势中，追赶潜能优势是后发经济体拥有追赶能力后都会具备的，新技术革命优势是追赶接近全球技术前沿时方能具备的，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则是中小经济体难以具备的。以三类优势的叠加协同效应为基础，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相适应，本文提出建设“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战略，作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三角结构”，驱动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循环体系。

（一） 建设制造强国

建设制造强国的重点是提升技术含量与附加价值，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30%，远超中国GDP占全球GDP18%左右的比重，超过美、日、德三个主要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另一方面，在部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比率等指标上，中国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往我们说中国制造业是“大而不强”，近些年取得长足进步，但总体上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偏低的位置，呈现“大而不足够强”的特征。

由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重点是持续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支柱行业增加值率。制造业需要在GDP中保持合理比重，但由大到强的重点不是规模扩张，而是提升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比重，包括研发设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金融、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市场销售、教育科研等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领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即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就是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升级过程。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的比重还会有所下降，“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表达这一过程。美国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占GDP比重接近30%，此后随着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体系，逐步下降至目前的10%。与此同时，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上升到50%，与制造业相加，合计占GDP的比重达60%。中国目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各接近30%，相加后与美国的比重相近，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知识技术密集度、附加价值量等仍低于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面对的主要矛盾不是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产业的流出，而是无法解决这些产业流出后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混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

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技术领域，应持续培育、发挥并扩展技术领先优势、工程化优势、多场景优势、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优势。中国科技和产业逐步走到了全球创新前沿地带，通过“制造+创造+智造”，在市场竞争中培育一批处在全球创新前沿、能够起到引领作用的大型科技头部企业，将是中国成为制造强国的重要标识。

（二） 建设“消费强国”

建设“消费强国”，首先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消费大国。从发展阶段和消费质效来看，在严格意义上，中国还不能说是消费大国。当务之急是尽快补上消费占GDP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的结构性偏差缺口，重点是稳步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发展型服务消费。

由消费大国转向消费强国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让国内消费者也能共享全球范围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市场优势不仅体现为消费者的数量，还体现为购买力，而支撑购买力的是稳定增长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民币币值。

现阶段重点发展服务消费，特别是其中的发展型消费，既可以看成是消费，也可以看成是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培训提高智力水平和工作技能，医疗卫生提高健康水平，社会保障提升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和社会流动性，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创新驱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相契合。这也是消费强国的一个显著标志。

（三） 建设金融强国

建设金融强国是依托现代化金融体系为制造强国和消费强国建设提供服务。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简单地说就是选项目，选出有市场、有效益、有前景、风险可控的好项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复杂度、不确定性的增加，金融体系选项目的能力也要相应提升，这就是由传统银行体系到现代资本市场体系演进的底层逻辑。中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选项目的职能更多地要由金融体系来承担。

相应地，社会资金也将加速向资本市场集聚。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资本存量（社会净资产）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大概为5~6。“十五五”及今后更长一个时期，如果我国经济能够保持4%~5%的增长速度，每年将会形成不低于30万亿元的社会净资产。以往较长一个时期，居民资产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房产占到居民家庭财产的70%左右。随着房地产需求进入历史需求峰值，行业增速大幅回落，银行储蓄存款利率随降息下调，新增社会净资产将更多流向资本市场，参与股票或债券交易。社会净资产存量调整也将呈现类似趋势。源头活水的大量增加，将推动资本市场进入一个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新发展阶段。

资本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从融资者角度看，资本市场要培育具有全球创新领先竞争力的大型头部科技企业和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从投资者角度看，资本市场要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占比，在稳定资本市场运行的同时，为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有力的资金支撑；与此同时，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持续增加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在扩大居民消费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金融强国的另一个关键性标识是拥有强大的货币。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的份额，是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相比之下，人民币国际化地位还有较大差距。“十五五”期间显著缩小这一差距的突破口，是大幅增加离岸人民币数量，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使用的“规模经济”。

强势货币具有大量进口以本国货币支付结算的特点。当英国进口占世界其他国家出口总量的30%，且全球约60%的贸易往来以英镑结算时，英镑才真正成为世界货币。美国通过大量进口商品和服务以美元计价，实质上是向全球注入美元的过程，由此形成大规模的离岸美元市场，支撑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之所以能发起关税战，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美国的消费市场，美国是全球贸易体系最大的甲方。事实上，中国人口规模约为美国的4倍，当经济增长和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进入消费强国阶段后，中国完全可能形成规模远超美国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为此，中国需要实施一种新的对外贸易战略，即进出口基本平衡，在存在大量出口顺差的情况下，主动增加进口，改由人民币支付结算。比如，2024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按海关统计数据接近1万亿美元，占到全球份额的36%。如果不保留顺差部分，转化为进口对应规模的货物和服务，以人民币支付结算，这将带动人民币跨境支付规模显著增长，进而有效扩大目前仅有1万多亿元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有序地扩大包括债券、股票、基金、衍生品等在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供给，增加人民币的流动性和使用便利性。当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达到某个拐点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多项职能在全球的占比将显著上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