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逻辑难以奏效，这番言论被归为创业者的野心。追觅曾宣称旗下有两百多个事业部（BU）独立运作，每个BU都是独立的融资实体，目标是做成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亿美金的公司生态”。2026年5月，俞浩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乔布斯重新发明了手机，而我要重新发明地球。”

高调的背后，不只有俞浩的野心，还有追觅不断做大的估值，伴随着生态链的故事越讲越出圈，被这个故事打动的资方中，不乏地方政府的身影。当下，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方式便是，通过设立产业基金，以国有资产投资平台作为LP（有限合伙人）下场投资。追觅的融资模式中，LP以多地国资为主，实际募资超200亿元，其中80%来自地方政府。

这种依赖地方产业基金的模式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崩老头”式融资。追觅科技联席总裁雷鸣5月12日日发视频回应称，相关文章“基本都是在造谣和抹黑”，博取流量。他强调，依托追觅体系化能力的复用，孵化项目成功率远高于市场水平。

争议中的俞浩经历了刷屏式回击和道歉，6月5日，其个人微博显示被禁言。

“已经是红海，他杀进来干什么？”

在俞浩口中，追觅的生态链可以概括为“人车家天地芯”。是确有其实的未来估值，还是融资堆起来的空中楼阁？在“车”的领域，2026年5月，他在个人微博账号放话，“全中国真正懂汽车设计的就三个人：雷军、余承东和我。”

星空计划是这一生态链中的“车”，这是一家成立于2021年的智能出行科技公司。企查查显示，其主体星空计划（上海）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25年1月，注册资本10亿元，实缴资本未知，经营范围还包括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玩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等。股权穿透后，实际控制人为俞浩，总持股比例96.52%。

2026年4月，北京车展，追觅展出了旗下星空计划的两款新车。在现场，追觅的所有车款均采用黑色展示台，并围上了所谓的一米栏。当有人试图蹲下拍摄车辆底盘时，工作人员立即制止，同时表示底盘不能拍。

这一细节引发诸多联想。2021年的上海车展，恒大汽车展出旗下9款车型，但在现场被网友实拍曝出展车为无悬挂、无底盘结构的空壳“模型车”，当时的展台附近全程安保围堵、禁止观众靠近。“南柯一梦”是恒大造车的结局，追觅是否会步其后尘？

随着近年来造车市场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应声下场。合肥押注蔚来，在当下被视为教科书级别的投资案例，但在明星案例之外，不乏闹剧。

江苏如皋的赛麒汽车，曾是造车新势力中的一员，2018年入选中国首批“隐形独角兽企业”。作为南通嘉禾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重点投资企业，它在获得地方政府产业基金扶持后，最终却落得一地鸡毛。2020年6月，其上海分公司及如皋工厂因企业借贷纠纷被查封；公司董事长兼CEO王晓麟也因涉嫌挪用资金而被立案侦查。此后，公司被挂牌拍卖。值得一提的是，王晓麟是杜克大学法学博士，与清华毕业的俞浩有相似的名校光环。车评人袁启聪曾评论此事：“一顿猛操作，卖了9部车，骗了几十亿，坑了几千人。”

南阳水氢汽车，曾在2019年引发社会关注。青年汽车集团宣称，其生产的汽车“加水就能跑”。青年汽车集团董事长庞青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表示：“这个水解制氢，我如果现在把它卖了，我可能100亿元就卖得掉，钱都放到口袋了。我这套系统，现在想吃这块肥肉的多的是，都是大公司、都是上千亿的公司。”

这一“新型汽车”母公司的大股东为南阳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在水氢汽车技术争议引发全民讨论之际，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投资公司负责人尹召翼接受央视财经频道采访，他坦言，已经调查到青年汽车集团共负债五十多亿元。“不管是市场空间，还是目前技术的可靠性，离商用的差距巨大。我们咨询评估公司没法评估，很可能评估不出来价值。”

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主任杨新亚在当时回应公众质疑，提到“国家产业政策”这一点：“2017年6月以来，经过多轮洽谈和实地考察，南阳高新区认为青年汽车具备客车、卡车、轿车整车生产资质，又拥有氢燃料电池及氢能源汽车研发能力和应用技术，与其合作推进氢能源汽车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与南阳发展整车生产的目标一致。”

40亿元的投资意向，并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但在高光与争议之后，由于风险过高最终未投资，青年汽车集团被调查确认为虚假宣传，企业负责人庞青年沦为失信被执行人。‌

追觅造车走向如何？就此疑问，《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国内某头部汽车公司技术总监林中。在谈到车展争议时，他解释，展出的样车可能还会经历缝缝补补，做底盘设计和验证都需要时间。样车做出来后，能够实现量产，也是很不容易的。比如安装一些灯增加美观度，在样车可以实现，但可能到真正量产时做不到。“造车要想清楚，到底要解决什么痛点，解决什么市场需求，哪部分用户能买单。我没看明白他（指俞浩）要干什么，已经是红海了，他们杀进来干什么？”

在造车的商业版图上，追觅在上海临港规划了超30万平方米的工厂用地，公示了一年多，但至今没有任何动工迹象。《新华财经》的调查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明确表示该地块“仍处于规划层面，尚不能明确土地使用主体”。

企查查显示，2026年5月，“星空计划”股权部分被冻结。冻结金额为232万元，冻结期限长达4年。星空计划称，公司正推进高端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已与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共建电驱系统联合研发中心，并投资设立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此外，公司正按照640亿元的估值推进新一轮融资，专注于高端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制造。 

从清洁家电起家，跨界到造车，但不止于此，追觅2025年正式提出打造“无边界生态企业”，金融、彩妆、火锅、奶茶等BU层出不穷。工商信息显示，追觅科技旗下企业风险投资平台于2023年设立，之后更名为“天空工场创投基金”（以下简称“天空工场”）。烯牛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天空工场管理的67只基金，规模合计416.05亿元，LP（有限合伙人）以多地国资为主。2026年4月20日，俞浩在接受《晚点》专访时曾直言，这只基金实际募资规模超过200亿元，“20%自己出”，更大比例的资金来源呢？他们用挨个接触的方式，各地政府有出资能力且产业链匹配的都在谈。“你知道我们的基金效率有多高吗？对政府来说，因为我们孵化业务足够广，我们百分百有适配当地的产业孵化落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是不是“崩老头”？依赖地方政府产业基金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追觅陷入巨大的争议。

作为一种产业发展模式，政府引导基金大概始于二十多年前。2002年1月，中关村管委会借鉴国外经验，设立了“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之后几年，国家部委开始在地方推广。“‘崩老头’精准地抓住了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地方官员的KPI短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辉华专注于政企关系研究多年，他向《南方人物周刊》解释，“崩老头”作为一种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或者合谋的模式，在不少地方都有市场，并且引起了广泛关注。

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做产业引导基金？这笔基金的流向逻辑是什么？如何衡量与监管这笔钱的使用状况？可以通过哪些制度化建设发挥产业引导的作用？就以上系列问题，《南方人物周刊》与聂辉华进行了深度访谈。

南方人物周刊：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出现的背景是什么？

聂辉华：长期以来，招商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里，更直接地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归结为县域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手段主要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和补贴政策。例如，土地从“三通一平”到“七通一平”。

但是，偏向性的税收优惠、土地优惠和补贴政策后来被明令禁止。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禁止“给予特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政策”；2024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明确要求“不得将企业本地化经营作为享受优惠扶持政策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卷”不下去了？因为伤害了税基，带来恶性竞争、地方受害、经济下行等系列问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招商机制：基金招商。所谓基金招商，即政府出资设立并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建立一个政策性基金，然后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特定领域或产业，以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政策性基金的运作理念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此通称政府引导基金。在实际运作中，政府用财政资金加上国有资本，成立所谓的产业引导基金。在基金中，提供财政资金的政府机构一般是担任LP（有限合伙人），负责基金运营的机构担任GP（普通合伙人），一般是国资机构，也可以是市场化机构。然后产业基金再通过子基金的方式投入到具体项目之中。

南方人物周刊：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流向的逻辑是什么？这与一般风投机构的投资逻辑有什么不同？

聂辉华：一般的风投逻辑，是谋求利润最大化，但地方政府不是，这笔钱有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扶持责任。或者说，这笔钱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和国家战略背景。

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流向，与国家支持的产业方向密切相关，比如当下的机器人、芯片等行业，它们属于未来产业或者新兴支柱产业，各个地方有相应的发展要求。

在实践中，这笔基金的锁定期与官员的任期有微妙的关系。每个地方官员的任期是有限的，一般为期3年，而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锁定期一般是5-8年，到期的时候作出决策的官员往往已经不在任内。这就衍生出一个奇怪的现象：决策这笔基金去向的官员，要去寻找短期变现或者估值做大的项目，这指向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方向。

以机器人为例，这是热点概念，容易讲故事甚至是炒作，一来二去估值上升，很快可以回本，不需要等到5年甚至8年。这与当下对相应官员的考核指标相关，基金进入后，项目估值提升，折算后基金份额水涨船高，绩效指标就完成了。

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选择，一般不会是同一领域只投一家，因为不知道哪一家能跑出来，所以会广撒网。总体来讲是有泡沫的，但从经济学逻辑来看，有泡沫是正常的。任何一个行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都会有泡沫，问题在于，泡沫破了之后，能不能留下有价值的资产。

从某种层面讲，这是估值的游戏。如果投向一家很快上市的公司，可能股价猛涨100倍，哪怕涨10倍也不得了；如果投向一家企业估值上涨10倍，就算其他投资项目亏损，成本往往也收得回来。私募市场、风投市场和上市公司，某种程度上都是在玩估值的游戏。以上市公司为例，公司上市后股价会上涨，不是因为马上兑现的业绩，而是因为被认为有前景。为什么这个游戏能玩起来？是因为社会看好，是因为有热钱炒作，这是一系列当事人参与的一个庞大的游戏，类似于击鼓传花。

以上解释了为什么任期短的官员会投长期回报的行业，因为可以通过短期做大估值的方式拿到回报，解决官员绩效考核的问题。按照经济逻辑，在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正常情况下这笔投资可能要5-8年的回报周期。但在短周期KPI考核压力与快速做大估值的双重加持下，所谓的“暴涨”可能会催生或者加剧泡沫，超出制度化设计本身的浪费空间，市场上有的不再是正常的冗余，而是更大的泡沫。

“俞浩的追觅做得早，有先入者优势”

南方人物周刊：衡量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使用情况，有哪些考核指标？这些指标能反映实际、挤出泡沫吗？

聂辉华：衡量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资产生的收益和回报，由于一些行业在短期内难以变现，因此产生了多指标的考核体系。比如有多少返投（注：所谓“返投机制”，是指基金通过契约条款强制要求被投资企业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或业务回流至出资地），有多少税收，二者原则上都是要拿真金白银来体现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违法违规的空间。比如“开票经济”，通过虚假开票的方式，一个东西你卖给我我再卖给你，税收就出来了，这是政绩观偏差催生的“数字注水”新变种。可以看到，在真实的考核压力下，连这类“真金白银”的指标也难以保证挤出泡沫。

对于新兴行业来讲，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创造税收，包括科创板也是不考虑当下盈利的。估值成为重要的指标，尤其是衡量未来产业，都是在讲估值，除此之外，客户、产品、团队、专利数量等，都是不同维度的指标。

估值作为指标，更好讲故事，这是现实的经验。俞浩的追觅讲的就是估值的故事，生态链的故事。从表面看，这样的公司具备完整的生态系统的上下游，上游有供应商，可以与供应商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母公司的利益与供应商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下游有客户，客户拿到产品后不会马上用完，可以把它返租给母公司，母公司作为主体再租出去，又一次实现利益捆绑。实际上，整个生态链看似是不同的主体，但穿透它的股权规则，在层层遮蔽下，最终实际控制和收益都归于母公司。在这一链条下，可能不会产生实际的外部经济价值。

南方人物周刊：投资的收益链条环环相扣，不产生外部价值的话，如何运转起来，最终谁来买单？

聂辉华：维系这一链条的运转，如果不产生外部经济价值，那么其中肯定有至少一环是不挣钱甚至是亏钱的。令人担忧的是，最终的买单方可能是地方政府自身。

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以下简称“数采中心”），是专门给机器人采集数据的地方，数采中心的建设是近两年各地政府的热门。各地都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具身智能产业，并加大数采中心的建设。数采中心是这一链条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同时是关键的补贴环节。对这个环节的补贴，不是真正的市场，基于行业特性，短期内看不到效果，只能采集更多数据。至于之后政府能不能把这些数据卖出去、卖给谁、收益如何，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但在这个环节大把的钱是花出去了。

在引导、扶持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数采中心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加以规范，不然可能成为这场击鼓传花游戏的最大漏洞，通过数采中心这一环节，可能会把钱彻底盘活甚至流走。

南方人物周刊：讲生态链的故事，讲估值的故事，追觅对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吸引力在哪里？

聂辉华：不停跨界，做“跃进”式的庞大生态链，在外界眼里可能是流量骗局，但如果把视角换到一个县长身上，立刻就明白了：A县想要清洁机器人？追觅有“空气灵动”；B县想要房车？追觅有“星空梦屋”；C县想要电动自行车？追觅有“无界妙控”；D县想要机器人？俞浩有“奎洛科技”……近十个赛道、十几个地方政府，全部精准命中。一般创业者一辈子开一家公司、对接一两个地方政府。追觅老板俞浩在过去三年里开了几十家公司、对接了十几个城市，每一家都能变成为了“接得住返投”的工具人。

从讲估值、讲生态链的维度看，追觅的优势有两个，第一是讲得早，第二是规模大。作为一个理性人，当我们要买一个产品、但不知道哪个好的时候，倾向于买最大的厂商的产品，因为最大的似乎不容易倒闭，试错成本小。

俞浩的追觅做得早，有先入者优势。像这类企业的出现与政府产业基金流向逻辑，孰先孰后并不重要，不论是为这笔钱而来，还是做着做着发现这个门路，重要的是，它已经把地方政府的痛点拿捏准了。

追觅目前属于行业里的头部企业，优势在于赢家通吃。因为做得越早，生态链越完整。一个新兴行业养活不了那么多公司，有完整生态链的就意味着机会。如果考虑降低风险，那就可能投它。不投可能错过机会，投可能会失败。但如果面临KPI考核压力，非投不可，那理性选择就是投它。

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政府非要去投这些企业，为什么有这么大压力去发展高科技产业呢？这背后关系到国家竞争。

比如说，各国在机器人AI领域存在竞争，慢一步可能就慢十步，纷纷抢占新兴战略产业的制高点。一些人借此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就变成了预算软约束，政治逻辑变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经济逻辑，进而衍生出这样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在宏观的战略思维下，这样的投资变得难以追责。

“政府可以做长期，但不要做短期”

南方人物周刊：针对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有怎样的监管与审核，可以有效防止钱被滥用吗？

聂辉华：针对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使用状况，在内部是有严格的审核与监管机制。内部问责有相应的程序，比方说有没有走合规的流程，有没有做尽调，有没有对赌条款。但现实情况是，主事相关人员对这套程序非常熟练，有很多方式可以规避问责。

我在调研过程中对一些官员进行访谈，我问他们，投资失败了怎么办？得到的答案是，失败了也没办法，一般不会追责到某个人头上。因为程序都是合规走完的，最严重的是去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兑现对赌协议，但这样的起诉往往没有实际意义。一旦法律程序按规定走完，事实上就很难追责到个人头上。

在当下的审核与监管机制下，还可能出现资金空转、数字空转的问题。比如，让两名员工之间互相买卖产品，成交额可能有1000万，按照这个数字交相应的增值税，为什么不会亏，因为地方会根据这笔税金再给奖励；左手倒右手，账面上看过去一切合规，但其实没有产生实际的外部经济价值，也很难追责。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国家层面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规定，严查这类资金空转现象。

南方人物周刊：地方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投向企业后，在企业事务上，有没有实质的决策权？

聂辉华：地方政府产业基金引导流向企业，但一般来说政府方不会成为决策方。因为政府方往往不是大股东，科创企业在吸引投资的时候，不希望政府占太多股份，需要的更多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背书。

我曾在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的课堂上询问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企业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会干预企业的运营。答案是干预程度都比较低，一是因为股份占比相对少，二是因为不够专业。当然，在红线问题上他们会关注企业动向，把握底线，不能涉足不合适的行业。

南方人物周刊：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投资，在投资过程中发现出错、企业发展不如预期，该怎么办？

聂辉华：这类基金投资，一旦发现投错，可以折价卖给二手基金。存在专门的二手基金市场，因为有投资方没赶上一手基金的机会，或者看重二手成本低的特性。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流向了这样的二手市场，因为买二手相对来讲成本低、风险小，风险小在于经过了一轮淘汰后，能更准确地投一些钱。

但在这个二手市场上，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往往扮演买家的角色，而不是卖家。普通的风投机构可以只关注财务状况。但政府主体不同，地方政府如果要退出或者折价卖出，在程序上会面临问责的风险，为什么当初没有看准呢？卖二手本身意味着第一轮失败了。基金的成败周期往往是5-8年，哪怕苗头不好也只是过程不是终点，这个时限超过了一般官员的任期，就算暂时亏，不卖就不会输，这样听上去就是“都是赢家”的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在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制度化建设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聂辉华：基金行业的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盲投，一种是明投。盲投是把钱交给专业的GP，GP一开始不会告知钱投向哪个企业，只告知流向哪个行业；明投是一开始就约定好投哪个企业。在目前的考核机制下，部分官员担心做盲池基金见效慢，投进去的钱不知道能不能在自己任内的考核期收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做盲池基金是不划算的。从经济学角度讲，地方政府应该相信GP的专业，做盲池基金，但现实往往是自身坐不住，亲自下场挑投资对象。

事实上，现阶段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投资经理、基金经理环节等，都采用市场化运作，很难说能在市场上找到比他们做得更好的。但在我看来，问题的根本在于，政府是否应该成为这样一个投资主体。

我个人不太赞成地方政府去做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应该坚持市场的手段为主。如果非要做的话，也要有所区分，市场化机构可以投小投早，央企部委的大基金，可以投长远、投硬科技。但地方政府的基金，应该劣后一步，不要那么超前。政府投资工业方向，应该着重支持基础研究，而不是应用转化。做公益类的产业扶持，应该做上游，比如投专注基础研究的大学、科研机构等，相比于应用转化，基础研究往往成本更低、失败概率更小，本身就有公益属性，也不存在产权保护。应用转化的工作尽量让市场去做，而不是政府冲到一线下场去投资企业。

从短期看，我认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应该投小投早，因为政府的特性与职能决定了其往往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眼光；从长期看，应该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可以重视经济，可以去推动，但不要自己下场：可以做教练，但不能当运动员；可以定规则，但不能自己下场；可以做长期，但不要做短期。

产业政策有成功也有失败，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找到最优行为的边界条件，而不是直接判断某种行为是不是最优。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一般存在5-8年的对赌期，从时间线上看第一波规模性投资已经快到期了。未来几年是退潮之后的真实场景，也是看谁在裸泳的最佳检验窗口期。这样的节点，可能会使得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有制度性变化的机会。

在所有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中，安徽省合肥市的政府风投是“风头”最劲的。最有名的风投案例是，合肥市国资在新能源车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处于困境时，联合其他战略投资者向蔚来注资70亿元人民币，从低谷挽救了“最惨男人李斌”，结果不仅帮助蔚来渡过了难关，而且从财务上赚了个盆满钵满。也因此，合肥市被媒体称为“一家伪装成地方政府的投资银行”，以及“最牛风投机构”，一时风头无两。很多人只看到合肥模式成功的一面，没看到它失败的一面。根据我的调研，实际上，合肥市第一批引进的几个重大项目，除了京东方，还有熔盛重工、彩虹集团、赛维。但除了京东方之外，其余三家均以失败告终，失败率高达75%……因此，我主张政府投资要少一些赌博心态，少一点主导意识，多一份助推心理。很多人推崇政府引导基金模式，但我想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